文明變局下湯因比及其史學思想的流變

　日期：2024-03-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1919年10月，梁啟超遍覽歐洲主要國家后，在巴黎寫下了名作《歐游心影錄》。他洞察到了當時被普遍視為世界中心與文明頂峰的西歐世界，正在面臨一場深刻的文明危機。他在全書開篇處用冷峻的口吻寫道：“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為天經(jīng)地義盡美盡善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墻腳上筑筑搖動起來，他的壽命竟沒有人敢替他保險。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老倌，也一個個像我們一般叫起窮來?？恐乩鑲^日子。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縐起眉頭來?！晕矣X得這回大戰(zhàn)。還不是新世界歷史的正文，不過一個承上起下的轉捩段落罷了?！?/span>

　　一戰(zhàn)的浩劫

　　與湯因比的文明危機意識

　　如果恰巧在1919年3月離開巴黎的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讀到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想必他并不會對這位與自己英雄所見略同的東方思想家的評論感到驚異——湯因比在他的一生中始終扮演著預言家的角色，甚至可以在并不知情的前提下想象到自己與梁啟超之間的心靈契合。他在寫于1950年的一篇論文中戲稱，倘若自己出生于1889年（他本人出生的年份，梁啟超生于1873年）之前兩千年間任何一個年代里的中國，他也會通過另一個視角和另一種路徑，同樣關注到史學領域之內(nèi)的文明興衰話題。

　　然而，視角、立場與切身感受的不同，也注定了東西方史家對于歐洲文明的本質、發(fā)展態(tài)勢與前途命運看法的差異性。梁啟超固然敏銳地觀察到了歐洲文明正在面臨的根本性危機，但他在《歐游心影錄》中努力向中文讀者所呈現(xiàn)的，仍是歐洲文明的正面特征，以及值得當時災難更為深重的中國效法、學習的特色。而在湯因比、梁啟超剛剛開始思索歐洲文明未來路在何方之際，他們的同齡人、生活在戰(zhàn)敗國德國的歷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已在其轟動歐洲的歷史哲學名著《西方的沒落》中，從文明史觀的角度出發(fā)，表達了自己對西方文明前途命運的根本否定。拋開這部著作的種種具體論斷不論，該書精心選擇的標題用詞及其含義暗示“沒落”（Untergang）與“黃昏之地”（Abendland），已足以觸動深有同感的那一代西歐知識分子早已敏感脆弱的神經(jīng)。

　　湯因比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心境下構思自己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的。湯因比認為，西方文明曾在公元前14世紀米諾斯文明的衰亡時代與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解體之際，經(jīng)歷過兩次可怕的沒落。對那兩個時代的人民堪稱滅頂之災，但對文明本身實為不幸中之萬幸的是，這兩次衰亡、瓦解、重組與新生賦予了西方文明新的活力，幫助其在后世成就了前所未有的輝煌。在湯因比身處的時代，世界大戰(zhàn)對現(xiàn)代歐洲文明的傷害不亞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之于古典希臘世界。在趕往剛剛成立4個月的日內(nèi)瓦國聯(lián)發(fā)表演說時，湯因比聲稱：“我設想，如果分析結果正確的話，我們將會看到，歷次重大的歷史悲劇——也就是人類精神締造的各個偉大文明的悲劇——均呈現(xiàn)出類似的情節(jié)?！薄爱敼畔ＥD文明最后壽終正寢之際，我們自己的文明正在‘生機勃發(fā)’，重復人類的新一輪悲劇。”基于自身對現(xiàn)實生活中歷史變局的感悟，以及對自希羅多德（Herodotus）以來西方史家思考文明盛衰規(guī)律思想遺產(chǎn)的繼承與發(fā)展，湯因比于1934年完成并出版了構成巨著《歷史研究》思想精華的前3卷，贏得了歐洲學術界的廣泛好評，奠定了自身文化形態(tài)史觀的基本框架。

　　二戰(zhàn)的摧殘

　　與走向宿命論的湯因比

　　然而，正當壯年之際的湯因比躊躇滿志，準備按部就班地完成《歷史研究》提綱中余下的宏偉構思之際，當時的國際局勢卻危機重重。慕尼黑陰謀、德國閃擊波蘭、法國的淪陷與納粹空軍對英國的日夜轟炸幾乎摧毀了湯因比的意志，使得原本朝氣蓬勃、對歐洲文明的未來抱有樂觀態(tài)度的他在現(xiàn)實中向天主教信仰尋求慰藉，并在歷史觀上走向了宿命論。同樣受到斯賓格勒啟發(fā)與影響的中國學者雷海宗于1938年底出版《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通過闡述文化形態(tài)史觀鼓勵全民族同心抗戰(zhàn)，推動中華文明進入一個全新的發(fā)展周期。而湯因比卻在二戰(zhàn)的沉重打擊下選擇了逃避現(xiàn)實。1940年，他在牛津大學發(fā)表的著名“伯奇講話”中，公開宣稱：“如果把宗教比作一駕馬車的話，承載它走向天國的或許就是塵世間文明的周期性衰落。文明的演化或許是周期性的和周而復始的；而宗教的發(fā)展方向可能是持續(xù)線性上升的?！痹跍虮葮嬎嫉倪@種新語境下，文明已淪為宗教的婢女；文明周期性興衰的終極歷史意義在于通過苦難促進精神的進步。

　　這種近乎頹廢與反智的宗教式歷史觀已在問世于1939年的《歷史研究》第4—6卷中萌芽，并在第7—10卷中留下了深刻烙印。湯因比的宗教史觀一方面破壞了《歷史研究》這部鴻篇巨制在體系上的統(tǒng)一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歷史學家與思想家湯因比在現(xiàn)實生活的經(jīng)驗中不斷反省、批判自己舊有成說的思辨精神，以及時代滄桑在這位經(jīng)歷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風云變幻的學者身上留下的心理陰影。

　　湯因比文明史觀

　　在戰(zhàn)后美國的興衰

　　事實上，無論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前6卷，還是第7—10卷，都因其卷帙浩繁而難以在專業(yè)史學家圈子以外的讀者群體中引起關注。承擔傳播、普及湯因比文化形態(tài)史觀使命的，乃是索默維爾（D. C. Somervell）編訂、出版于1947年的《歷史研究》1—6卷節(jié)編本。這部單行本將湯因比的6卷巨著壓縮為數(shù)百頁篇幅，從而確保了這部作品在戰(zhàn)后美國暢銷一時，以及作者的聲名鵲起。當然，湯因比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之所以能夠受到戰(zhàn)后美國讀者們的青睞，還在于它抓住了經(jīng)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一歷史巨變的美國知識分子們迫切渴望得到回答的問題：經(jīng)歷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浩劫，并似乎隨時可能面臨美蘇兩極對峙局面下核戰(zhàn)爭毀滅性打擊的西方文明是否已然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這一曾在近代以來創(chuàng)造過舉世矚目的物質財富、文化成果與生活方式，但如今看似千瘡百孔的文明如何能夠進入重生與復興的新周期？在這樣的“時代之問”背景下，美國著名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于1947年3月17日策劃了以湯因比為封面人物的《時代》雜志專刊。這本產(chǎn)生了轟動效應的《時代》雜志在1947年3月賣出了150萬份。

　　然而，美國公眾對文明盛衰論的興趣臻于極盛之際，恰恰也是冷戰(zhàn)大幕拉開，美國與世界歷史步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之時。亨利·盧斯與大批美國知識分子很快便意識到，植根于英國與歐洲文化教育背景，珍視和平與人道主義、堅持各文明身份地位平等的價值觀的湯因比，并非正在走向全球擴張、宣傳冷戰(zhàn)思維的美國政府意識形態(tài)的真正代言人。湯因比對美國現(xiàn)實外交政策的嚴厲批評很快引發(fā)了美國政要的不滿，而他重新構建的宗教史觀也與大多數(shù)美國知識分子的品位與氣質相去甚遠。因此，作為文化界現(xiàn)象的“湯因比熱”在二戰(zhàn)后的美國社會僅僅是曇花一現(xiàn)，很快成為明日黃花。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同湯因比文化形態(tài)史觀的萌芽、嬗變與傳播之間客觀存在的這種復雜互動，卻構成了后人觀察時代變局與史學思潮關聯(lián)性的一個絕佳案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