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創(chuàng)新是研究創(chuàng)新的前提與先導

　日期：2022-02-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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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此前，總書記還曾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首先體現(xiàn)為思想理論上的先進性?！边@兩個重要論斷具有深刻的理論內(nèi)涵，值得深入解讀和闡釋，特別是對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深化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和啟示意義。

　　我們知道，馬克思說過一句名言，也就是鐫刻在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很明顯，馬克思這句話毫無“解釋世界”不重要的意思。不過，以往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在內(nèi)的學術界，對這句話的理解，主要偏重在“改變”上。這樣一來，對于“解釋世界”的理論，便或多或少地發(fā)掘、理解得不夠深刻，視野也比較狹窄。對以往的這種情況，應本著歷史主義的原則去看待，不可苛責。但也應看到，它不僅在理解上不完整，而且也不合乎黨史的實際情況，已經(jīng)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求與要求。對于新時代的理論創(chuàng)新呼喚，我們有必要結(jié)合黨史實情，提升理性自覺，以理論創(chuàng)新來帶動研究創(chuàng)新。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視“解釋世界”的理論，在許多著作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diào)理論的優(yōu)先性、先導性以及對于改變世界的撬動作用，強調(diào)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性。黑格爾在談到思維的威力和權能時，曾提出思維會在現(xiàn)實世界中成為一種力量，產(chǎn)生異常強大的影響，能夠摧毀傳統(tǒng)的典章制度，摧毀“許多素來被認作天啟的堅固的宗教觀念”。馬克思恩格斯認同這樣的思想，認為哲學革命可以成為政治革命的前導。馬克思說：“德國理論的徹底性，亦即它的實踐能力的明證”。因此，馬克思特別強調(diào)“理論的解放”，指出這種解放具有特殊的實踐意義，且隨著時代發(fā)展，要不斷地推進理論解放，“德國的革命的過去就是理論性的，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當時的革命是從僧侶的頭腦開始一樣，現(xiàn)在的革命則從哲學家的頭腦開始”。列寧不僅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以十月革命的成果踐行了他們的思想，所以他說：“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并且創(chuàng)造客觀世界?！?/p>

　　顯然，問題不在于解釋世界，而在于怎樣解釋世界，在于能否將解釋世界的成果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主義同樣首先是解釋世界的理論，但這種解釋世界的理論既不同于上帝的神啟，也不同于以往那些哲學家“滿足于抽象形式的實踐”，而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這一思想體系中，創(chuàng)造世界的工具和表達思想的手段是統(tǒng)一在一起的，理論的說服力與實踐的創(chuàng)造力是統(tǒng)一在一起的。

　　關于理論對于實踐的實際作用，馬克思同樣說過一段名言：“理論一經(jīng)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zhì)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痹谶@里，馬克思既指明了理論的優(yōu)先性與先導性，還說明了導致這種優(yōu)先性與先導性的原因，揭示了維護這種優(yōu)先性與先導性的方法。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具有如此的屬性和功能，所以列寧才說，馬克思的哲學“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

　　中國革命的實踐，驗證了馬克思主義這個解釋世界的唯一科學理論的重要性。正是借助于這個理論，才感動了被毛澤東稱為“上帝”的人民大眾，從而挖掉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袄碚摗敝谥袊锩闹匾?，竟如此者。

　　習近平總書記對于理論的高度重視，既與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一脈相承，更凸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品格與創(chuàng)新成果。他科學地指明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鮮明地揭示了科學理論的先導性與指導性。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主體，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作為中國道路的實踐行為與結(jié)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中國共產(chǎn)黨掌握了“行”的馬克思主義。這里所說的“行”，是指它不僅是科學的，而且是唯一科學的，具有理論與實踐雙重統(tǒng)一的品格，是切合中國實際、能夠指導中國實踐并轉(zhuǎn)化為中國化理論新成果的馬克思主義。

　　從中共黨史研究的視角看，我們會很敏感地感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包含著中共百年奮斗歷程的全部內(nèi)容和過程，特別是包含著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深刻總結(jié)，包含著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實踐價值的高度認同與確證。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看作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范疇，然后將這個范疇展開落實到黨史研究的全過程當中去，以這樣一種“反求諸己”的新的綜合認取過程，來深化對于總書記論斷以及中共黨史過程的雙重理解，從而促進新時代的黨史研究。

　　哲學家柯林武德曾經(jīng)說：“也許歷史是馬克思所極感興趣的唯一事物?！瘪R克思主義政黨對于理論的高度重視，是與對于歷史的高度重視統(tǒng)一在一起的。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首先體現(xiàn)為思想理論上的先進性”，從筆者的理解來看，“思想理論上的先進性”首先應該立足于從歷史理論的維度去加以理解，其次要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維度去加以理解。

　　這里所說的歷史理論，就是指歷史唯物主義。從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來說，俄國革命的成功，可以視為歷史唯物主義在俄國的成功；中國革命的成功，可以視為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在十月革命爆發(fā)之前，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首先對俄國的情況作了一番深刻的理論思考和闡釋，形成了帝國主義論等一系列理論成果，成功地解釋了俄國。以毛澤東、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列寧的學生，在中國革命成功之前，同樣對中國的情況作了一番深刻的理論思考和闡釋，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成功地解釋了中國。無論俄國還是中國，解釋國情的理論工作本身都是極其復雜和曲折的，而中國的情況較之于俄國，則更加復雜。但是，無論怎樣復雜，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從俄國布爾什維克到中國共產(chǎn)黨，始終牢守著一個革命實踐的理論原則，那就是首先努力做到理論上的澄明，然后從澄明的理論出發(fā)去進行實踐，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實踐的盲目性。

　　所以，當我們審視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歷史，發(fā)現(xiàn)總是伴隨著一系列的理論探索、理論爭論乃至理論論戰(zhàn)。不僅馬克思主義者與反馬克思主義者、非馬克思主義者進行論戰(zhàn)，而且在馬克思主義者內(nèi)部、在俄國黨與中國黨內(nèi)部，也都存在著理論論爭乃至十分激烈的理論斗爭。關于這些論爭或論戰(zhàn)的具體情形，黨史學界已經(jīng)揭示得比較清晰。但以往對于這些論爭與論戰(zhàn)的揭示，主要是從政治史的角度進行的，而從理論史、思想史乃至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角度的揭示，則明顯不足。這樣一來，對于這些論爭與論戰(zhàn)所蘊含的理論意義，對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重大貢獻，挖掘和揭示得就不夠到位。

　　例如，對于黨史上的教條主義，我們研究得就不夠深入。許多成果給人的印象，仿佛教條主義者無非就是一些白癡。這樣一來，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理解得就不夠深入。其實，中國共產(chǎn)黨戰(zhàn)勝教條主義，充滿了艱辛歷程，堪稱驚心動魄。一般認為，這一歷程至少經(jīng)歷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的十年時間，“這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chǎn)黨要領導革命走向勝利，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正確地結(jié)合起來。在這個時期，黨內(nèi)盛行的那種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chǎn)國際決議和蘇聯(lián)經(jīng)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經(jīng)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首先體現(xiàn)為思想理論上的先進性”，絕不僅僅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具有先進性，而且還包含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歷了理論斗爭乃至政治斗爭的檢驗，在理論斗爭的實踐中獲得了先進性。假如我們具有深沉的歷史感，立刻就會明白，所謂“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chǎn)國際決議和蘇聯(lián)經(jīng)驗神圣化”，具有多么豐富的歷史內(nèi)容，又蘊含著多么重大的理論指向。

　　一部黨史表明，中國共產(chǎn)黨不僅是一個勇于實踐的黨，而且是一個富于理論思維、在理論上擁有偉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政黨。近代以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chǎn)黨那樣富于理論思維，具有源源不絕的思想創(chuàng)造力和理論創(chuàng)造力。因此，在與其他任何一個政治勢力的理論斗爭中，中國共產(chǎn)黨向來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從來沒有失敗過。以往的黨史研究，偏重于關注“槍桿子”，而對于“筆桿子”方面無往而不勝的歷史，明顯著力不足。強化這方面的研究，是促使黨史研究別開生面的重要抓手。

　　對于黨的理論歷史的研究，既要重視理論內(nèi)容研究，也要重視理論形式方面的研究。比如關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它是中國共產(chǎn)黨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zhì)的總概括，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考察、觀察近代中國的總理論，是毛澤東思想最基礎的理論部分；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支撐，是中共黨人初心使命建立的現(xiàn)實依據(jù)、歷史依據(jù)和理論依據(jù)。那么，這個理論背后所蘊含的理論邏輯是什么？它所采用的理論論證步驟是什么？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中國共產(chǎn)黨除了在馬列主義指導下解釋中國以外，還采用了哪些中國人自己的“方式”？又以怎樣的方式反過來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列主義？

　　其實，“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本身，就是一個中共黨人用中國人自己的方式所創(chuàng)立的一個重大理論創(chuàng)新成果。它當然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據(jù)，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根據(jù)。但是，它有理由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史的創(chuàng)新性理論成果序列當中去。因為，如果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jīng)驗，那就不僅意味著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徑不能成立，而且中國共產(chǎn)黨就不應當擔負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重擔，也就不存在甚至不應該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毋庸諱言，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沒有搞清楚，講了許多糊涂話，王明更屬于所謂鸚鵡學舌、鄶下無譏。中國共產(chǎn)黨在理論上的先進性，是在“以俄為師”又不“唯俄是師”的變奏過程中實現(xiàn)的。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的理論不僅成熟起來，而且徹底起來、深刻起來。之所以能夠做到徹底、深刻，無非是抓住了中國事物的根本，也就是抓住了中國人的根本，將中國人的根本交給了中國人本身。倘若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這一切也就無法實現(xiàn)。

　　這就讓筆者想起了習近平總書記的另一個重要論斷：“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不僅來自于對人民的樸素感情、對真理的執(zhí)著追求，更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之上”，“科學理論是我們推動工作、解決問題的‘金鑰匙’”。中共黨人當然具有對人民的樸素感情、對真理的執(zhí)著追求，農(nóng)民起義領袖同樣可以具有這兩個品質(zhì)，但他們決不擁有科學理論?？茖W的理論代表著高度發(fā)達的理性。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切歷史作為，都是從這種高度理性出發(fā)的。所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于中國革命的性質(zhì)、對象、任務、動力等逐一進行了理性思考與理論建構(gòu)，并在超越情感的基礎上，提出了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方案，制定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從而實現(xiàn)了從認識中國、理解中國、解釋中國到改變中國的轉(zhuǎn)換。

　　這一過程當然是在與實踐的結(jié)合過程中完成的。這一結(jié)合過程的基本特征，就是理論指導實踐，實踐驗證理論，同時又修正理論。然而，我們不能由此而得出結(jié)論說，理論并不具有先導性、指導性和優(yōu)先性，因為實踐對于理論的結(jié)合或修正，正是以理論的先行出場為前提的。借用思辨哲學的語感來表述，即理性實現(xiàn)自我的過程，也就是排除各種干擾的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導，沒有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先進政黨順應歷史潮流、勇?lián)鷼v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犧牲，中國人民就無法打敗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反動派，中華民族就無法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我們的國家就無法團結(jié)統(tǒng)一、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向繁榮富強?！崩碚摰念I先位置與先導作用，于此再次得到凸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中國共產(chǎn)黨既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又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原創(chuàng)性的偉大貢獻。因此，筆者呼吁強化對于黨的理論發(fā)展史研究。這種研究不僅能夠促進黨史研究，而且對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也是意義重大的。

　　要強化黨的理論發(fā)展史研究，最核心的一條，就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以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所謂“指導”，絕不是簡單地貼上標簽，而是融會貫通、化鹽于水。只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才有可能站到歷史與現(xiàn)實的兩個制高點上來，也才有可能將黨史研究做得富有時代特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對歷史的深刻把握中展開的，我們要結(jié)合歷史，深刻地學習、理解、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只要真正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化為內(nèi)在的科研定力，那么，我們就無妨大膽地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應該成為黨史研究的根本指針。在這篇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指明了研究的路徑和方法，要求我們把握好三方面資源，即馬克思主義、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國外哲學社會科學。關于后者，總書記指出，“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指出“對人類創(chuàng)造的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我們應該吸收借鑒”，“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這些重要論述，對于黨史研究來說，都是適用的，關鍵在于相關研究者是否有眼光、有格局、有能力將這些重要論述落實到研究過程當中去。

　　毋庸諱言，20世紀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總趨勢、總潮流和總格局，就是主觀唯心主義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深度與規(guī)模走向大泛濫。這一格局之所以能夠形成，就在于所謂現(xiàn)象學運動為它提供了認識論的理論基礎。對此，我們必須在整體上持批判態(tài)度。但是，即使如此，是否它們當中就毫無可以吸取利用的東西了呢？顯然不是。馬克思在批評舊唯物主義時，指出他們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xiàn)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fā)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xiàn)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因此，就對于人的能動性的發(fā)展而言，唯心主義還是有貢獻的。我們應該以馬克思為榜樣，像馬克思當年改造黑格爾哲學那樣，在唯物主義的前提下，以極大的理論魄力和能力，對于西方唯心主義的成果進行革命性改造。

　　就人的能動性而言，考察中共歷史，絕對不可忽略黨的理論、黨的建設和理想信念的作用，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事實證明，中國共產(chǎn)黨是特別善于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政黨。對此，有些西方哲學的論述，還是具有啟發(fā)與借鑒價值的。再比如哲學闡釋學，對于發(fā)掘黨的理論創(chuàng)造的深層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在規(guī)律、拓展黨史研究的闡釋視角與思維以及在黨史與受眾之間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系等一系列問題，是具有借鑒價值的。事實證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闡釋學理論體系，但是對這一理論體系，我們至今還缺乏闡釋學專業(yè)維度的闡發(fā)。又比如語言哲學，對于探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內(nèi)在規(guī)律性以及建立新時代的黨史話語體系，也是有借鑒價值的。正如黑格爾所說，語言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謂，所以不能說出說話者“僅僅意謂著的”，也就是說不能自言自語。因此，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語言自身規(guī)律的規(guī)定。如果能夠引入語言哲學的方法和視角，那么對于通解中國共產(chǎn)黨的“言說”和“傳播”歷史，必然會有所幫助。

　　總而言之，歷史是不能改變的，但研究視角和方法可以改變。“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隨著視角和方法的轉(zhuǎn)化，認識對象會煥發(fā)出新的光彩和意義。目前史學界已經(jīng)達成共識，即中共黨史研究同樣屬于歷史研究。歷史研究的基本知識論規(guī)則，就是強調(diào)才、學、識、德的四維結(jié)構(gòu)。其中的“識”，無非就是理論修養(yǎng)。遺憾的是，史學界的總體傾向，還是重視“學”而輕視“識”，“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觀念依然深深扎根于史學家的思想深處，因而導致理論思維弱化的傾向還比較嚴重。要改變這種情形，就必須加強理論建設，而在理論建設過程中，唯心主義哲學可以為我所用。

　　最后，不妨以時髦的海德格爾哲學為例，來說明這個道理。筆者一向認為，史學界所存在的“碎片化”研究傾向，根子在海德格爾那里。它所帶來的后果，就是在客觀上消解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內(nèi)的所謂總體理論。這是因為，海德格爾的核心概念，就是所謂Dasein。這是一個復合詞，前一半“da”相當于中文的“這”或“此”，后一半“sein”相當于中文的“是”或“在”。所以，這個詞的基本意思即“這是”或“此在”。“這”與“此”當然是指具體，而“是”與“在”則意味著抽象。因此，所謂Dasein，無非就是把具體擺放到本體的位置上來，讓“此”成為“是”，讓“是”指向“這兒”。所謂人活著，無非是“此”時“此”刻活著，在“此”中活著，并且為“此”活著。出離了“此”，則“前此”已死，乃屬曾在；“后此”未到，乃屬將在。佛經(jīng)講“將生將死”“即生即死”“一剎那”，即“此在”之特性。

　　海德格爾這套東西被應用于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就導致研究具體問題、研究“此”或“這”或“那兒”或“各個現(xiàn)在”“瞬間現(xiàn)實”成了風尚。這樣的風尚所帶來的后果，就是很多學者普遍地抵觸并懸置宏大敘事。用胡塞爾的話說，即多注意小零錢，“不要總是談大鈔票”。本質(zhì)上，這套哲學與馬克思主義是徹底對立的。

　　但是，換個角度看，所謂“此”，又具有強調(diào)具體的獨特性的涵義。有些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者，就把“此”理解或置換為“當?shù)厝说娘L俗習慣”。法國年鑒學派的一些學者，也強調(diào)“每個個人都必須回歸他的時代”。所謂“當?shù)亍薄八摹?，當然就是“此”。這樣一來，海德格爾針對“此在”的細密分析，對于歷史學家研究“當?shù)亍被颉八摹本途哂袉l(fā)和借鑒意義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一位歷史學家安克施密特說：“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歷史觀范圍內(nèi)，目標不再是整合、綜合性和總體性，而是那些歷史片段成為注意的中心?！睂ⅰ按嗽凇敝脫Q為一個個的碎片，從而消解宏大敘事，其結(jié)果只能是“一地雞毛”。但是，如果將“此在”理解為一個具體的、獨特的、具有本民族歷史文化傳承本性的存在，將這樣的存在化為“注意的中心”，當然也就實現(xiàn)了我們所倡導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

　　在新時代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研究的學術創(chuàng)新，必須呼喚理論思維的全面回歸。要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史研究，改造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為我所用。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李紅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