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栓教授是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典籍英譯委員會會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翻譯與國際研究會執(zhí)行會長、中國英譯詩歌研究會副會長、博士生導師。他主要從事英美詩歌、中英詩歌互譯及譯評研究，出版鄧恩研究、文藝復新時期詩歌研究、美國詩歌研究等相關著作6部，英美文學教材10余部，發(fā)表多篇鄧恩研究、莎士比亞研究、彭斯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詩人研究以及典籍英譯研究等學術文章，出版有毛澤東詩詞、樂府詩、藏族四大格言詩和《倉央嘉措詩歌》等譯著。

　　翻譯報國 譯隨境變 

　　李正栓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翻譯發(fā)展情況以及各時期的翻譯需求可謂了如指掌。1996年，他師從北京大學胡家?guī)n教授，主要從事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研究。自參加工作以來，他一直從事英美詩歌和典籍外譯研究，成就喜人。李正栓在翻譯研究中立足時代背景，是順應國際化和中國文化“走出去”時代潮流的代表人。

　　他意識到新時代話語體系建設與語言服務發(fā)展息息相關；“譯有所為”就是“翻譯報國”，用翻譯來服務國家長遠發(fā)展和中外交流工作的大局；翻譯是實現(xiàn)“民心相通”的重要橋梁。因此，他主張典籍外譯是一種“文學外交”和“文化外交”，認為“典籍外譯”就是一種對外傳播行為——以“翻譯”為手段進行的跨國、跨地區(qū)、跨文化的對外交流。中華文化“走出去”是國家戰(zhàn)略，外譯傳播是其重要途徑。典籍語言與民族精神存在統(tǒng)一的關系，典籍中的語言文化元素是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部分）反映，典籍外譯傳播就成為整個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助推劑。作為典籍英譯研究專家，他曾在幾次學術研討會上強調“典籍英譯是一件精細活……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各民族文化和文學都很重要，只有把各民族典籍都介紹給國內和國外讀者才是完整的中華文化”。

　　間接外譯 辯證對待 

　　從翻譯轉換機制來講，中國典籍外譯包含直接翻譯和間接翻譯兩大類。直接翻譯通常為民族志翻譯的方式，如將口傳史詩直接翻譯為外語；間接翻譯就是借助中介語（通常為漢語）外譯為其他語言。英國著名翻譯家戴乃迭的英譯本《阿詩瑪》、日本籍中國版畫研究專家宇田禮·小野田耕三郎的日譯本《民間敘事詩阿詩瑪》、美國本德爾的全譯本《密洛陀》以及以降邊嘉措漢語創(chuàng)譯本《格薩爾王傳》為源本的英譯本，均屬民—漢—英間接翻譯。雖然李正栓的藏族四大格言詩英譯本均采用間接翻譯的模式，但他采用了補償手段，從形式和內容上都貼近原文。對于典籍外譯，尤其是中國譯者的譯本，無論是間接翻譯還是直接翻譯，他認為都應該“多鼓勵，少苛責”。只有這樣才能出現(xiàn)更多的譯本，才能更好地傳播民族文化。

　　同時，李正栓主張辯證對待典籍外譯中的“間接翻譯”。一方面，在當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典籍外譯需求與人才欠缺的現(xiàn)實差距呼喚間接翻譯。間接翻譯對民族典籍尤其是口傳史詩大有必要，因為這類史詩大多沒有明確的作者，也存在缺少統(tǒng)一原創(chuàng)文本的事實。那種強調“原文至上”的傳統(tǒng)翻譯理念已不能滿足口傳史詩的翻譯。另一方面，間接翻譯又好比“復印件效應”，難免會“失真”，甚至出現(xiàn)“以訛傳訛”或歪曲理解。從這一點來看，它似乎不利于傳統(tǒng)導向性典籍的外譯，容易造成典籍經(jīng)典性，如傳統(tǒng)元素的流失。在格言詩英譯個案中，他認為，有時為了避免中介語的“過濾器”作用，譯者應當熟練運用各種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力求使原文和譯文處于相對平衡的狀態(tài)，要在理解、風格、用韻以及文化遷移等方面盡可能地彌補“間接翻譯”所造成的“失真”。在詩歌翻譯方面，他主張“以詩譯詩，忠實對等”。因此，他的《藏族格言詩英譯》《國王修身論》《格丹格言》《水樹格言》《圖說薩迦格言》等譯著為藏族文化的對外傳播和民族典籍外譯增添了光彩的一筆。

　　忠實對等 多元理解 

　　針對典籍外譯中“間接翻譯”可能存在的“失真”問題，李正栓對“忠實對等”進行了新的理解。他認為，第一，不過分強調“忠實對等”。根據(jù)翻譯使用目的，典籍外譯作品可分為舞臺再現(xiàn)型、學術研究型以及大眾普及型。舞臺再現(xiàn)型翻譯要求重點關注口傳文學的藝術性，注重譯介口傳文學表演的情景語境以及說唱藝人（或表演者）所呈現(xiàn)的言語和非言語內容；學術研究型翻譯重點關注民族歷史和文化內涵，多以注釋對比詮釋的形式呈現(xiàn)；大眾普及型翻譯主要關注受眾認知能力和可接受度的問題，宜使用歸化翻譯為主。對于非學術型的典籍外譯，非嚴格意義上的“忠實對等”，甚至“靈感型翻譯”也應當予以包容或新解，這也是當前中國典籍文化保護、傳承、外譯與傳播的權宜之計。

　　第二，不反對節(jié)譯、創(chuàng)譯以及復譯等翻譯方式的多元存在。典籍外譯也是一種契約行為，進入銷售市場的史詩作品具備商品屬性，關注焦點會由“忠實對等”的學術問題轉為“客戶需求”的市場問題。因此，節(jié)譯、創(chuàng)譯以及復譯等翻譯方式既是譯者主體性的合理張揚，也是改變中國典籍外譯傳播被動局面的重要“策略”。對部分典籍的外譯而言，不但有“填補空白”的歷史性功能，甚至還有事半功倍的傳播效果。近年來，尼泊爾天利出版社又以藏漢英三語對照的形式出版了《薩迦格言》《水樹格言》和《圖說薩迦格言》。這種域外多語版既能拓展讀者群，滿足市場需求，又能為漢學家或翻譯研究人員提供機會，利于他們發(fā)現(xiàn)翻譯轉換秘密和開展學術研究。此外，《藏族格言詩英譯》采用民—漢—英翻譯模式，為“間接忠實”，詩人、翻譯家北塔（原名徐偉峰）也持相同觀點。根據(jù)李正栓的反饋，省譯6首格言詩是他和出版社的共同意見。這種篩選和過濾的翻譯行為也間接反映了李正栓及其翻譯團隊對“忠實對等”的多元理解。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文學教授阿萊里·哈維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李正栓的譯本不僅僅是保持了詩歌的原有形式，實現(xiàn)了從原詩到英詩的巧妙轉化，其譯文本身就是有影響力的詩歌，是“親密的相互轉換”。

　　傳播入心 改革創(chuàng)新 

　　典籍外譯作品是否“傳”得遠，能否“播”入目標讀者的內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傳播渠道和傳播手段。傳播多樣化包含傳播手段和傳播渠道的多樣化，二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民間對外傳播資源，改進典籍外譯申報與傳播途徑。李正栓認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對外翻譯工程、對外出版和展覽項目、絲路書香工程、《大中華文庫》工程以及國際出版工程等傳播渠道在構建多層次的文化傳播格局方面成效顯著。但還應拓展更多的傳播渠道，鼓勵出現(xiàn)更多、更便捷的個人申報途徑。另一方面，典籍英譯專業(yè)委員會、出版界以及各學術期刊、協(xié)會和相關學術研究者在引領文化傳播方面功不可沒。但相關的外譯傳播機構還應加大力度，積極協(xié)調民族學、翻譯學、文化學、傳播學和出版界等各領域專家，合力推進典籍的外譯傳播。再者，他希望典籍外譯的各參與者要“因時而動，順勢而為”，鼓勵使用新媒體技術，加大典籍電子化進程，減少信息流失；構建典籍外譯語料庫，采用民、漢、外多語編排模式，方便受眾了解翻譯過程，為受眾多元闡釋與二次傳播提供基礎；借用數(shù)字出版技術，對典籍進行非言語傳播，增加3D、動畫、圖片等非言語符號，滿足新媒體時代不同文化受眾的閱讀需求。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唯一主體，也是典籍外譯傳播的重要參與者。應典籍外譯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李正栓編輯出版了《英美詩歌教程》和《典籍英譯簡明教程》等教材。值得強調的是，他還主張民族典籍外譯人才隊伍建設要以中國本土化翻譯人才培養(yǎng)為主，海外人士為輔。他認為前者深諳民族文化，對經(jīng)典文化內涵理解把握更完整、更透徹；后者語言優(yōu)勢更明顯，熟悉受眾的閱讀喜好。他贊同傳播民族文化既需要“自揚其聲”，也要“借帆出海”，并以典籍英譯委員會會長的身份呼吁相關機構要宏觀規(guī)劃，整合現(xiàn)有翻譯研究團隊，將民族典籍外譯人才納入國家人才需求培養(yǎng)計劃；搭建良好的政策平臺，攜手海外人士開展中外合作的翻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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