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俄羅斯戲劇在我國戲劇教學和表演領域一直具有重要影響。相比之下，進入俄羅斯觀眾視野的中國優(yōu)秀劇目卻并不算多。進入21世紀后，情況發(fā)生了改變，一些中國劇團開始“走出去”，嘗試通過多種渠道向俄羅斯觀眾介紹中國優(yōu)秀劇目。當然，兩國戲劇交流狀況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較為顯著的變化出現在2011年。先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以下簡稱“人藝”）的《雷雨》赴俄演出。而后，俄羅斯久負盛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來華，為中國觀眾奉上《櫻桃園》《白衛(wèi)軍》《活下去，并且要記住》三部劇。中俄優(yōu)秀劇院的互訪開啟了兩國戲劇交流的常態(tài)化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講，2011年稱得上21世紀中俄戲劇交流“元年”。自此之后，越來越多的中國戲劇作品出現在俄羅斯舞臺。 

　　積極拓展交流渠道 

　　作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直觀形式，戲劇可在對外文化傳播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同時，“如何讓外國觀眾理解”成為中國戲劇“走出去”首先要完成的任務。近十年來，隨著中俄兩國人文交流的深入，中國各劇團也在積極探索，積累了一定經驗，但也留下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梳理近年來中國戲劇在俄羅斯的演出情況，并嘗試分析讓更多中國戲劇登上俄羅斯舞臺的可行路徑。 

　　據不完全統(tǒng)計，截至2019年，在俄羅斯演出過的中國戲劇作品有十余部，包括人藝的《雷雨》《我們的荊軻》《知己》《李白》《司馬遷》、南京話劇團的《五個夜晚》、廣州話劇藝術中心的《邯鄲記》及孟京輝導演的《茶館》等。2011年之后的中國戲劇赴俄演出主要由國內大型院團完成，目的地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為主。 

　　目前，我國戲劇作品赴俄演出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幾類：戲劇藝術節(jié)、院團互訪、地方文化交流活動。人藝的《雷雨》2011年赴俄，正是緣于受邀參加莫斯科“契訶夫國際戲劇節(jié)”。其他作品也多是通過參加“契訶夫國際戲劇節(jié)”“歐洲—俄羅斯—亞洲國際戲劇節(jié)”和“波羅的海之家國際戲劇節(jié)”等登上俄羅斯舞臺。 

　　人藝與圣彼得堡亞歷山大劇院和波羅的海之家劇院的互動則屬于院團互訪。人藝赴俄演出前后，這兩家俄羅斯劇院也曾攜各自的《欽差大臣》（2015）和《莫斯科—佩圖什基》（2014）來京參與“首都劇場精品劇目邀請展演”。此外，2017年廣州話劇藝術中心的《邯鄲記》能夠在圣彼得堡上演，除了當地孔子學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該中心此前與圣彼得堡波羅的海之家劇院的合作。 

　　地方文化交流活動是近幾年國內地方劇團尋求與俄羅斯劇團合作的可能渠道。此類活動往往是依托友好城市的合作關系，借助“文化周”或城市間共同紀念某一歷史事件的契機開展的，如2015年黑龍江藝術職業(yè)學院的《張·嘎麗婭》在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上演，正是哈爾濱和布拉戈維申斯克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系列慶典活動的組成部分。在地方合作為中俄關系發(fā)展注入新動力的背景下，兩國地方劇團謀求合作不失為一條未來加強戲劇交流的有效渠道。 

　　多措并舉提升作品接受度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在俄羅斯演出的中國戲劇作品大部分為經典的現實主義劇作。這種劇目選擇策略自然是出于我國劇團的多方考量。俄羅斯作為戲劇藝術大國，觀眾對上演作品的質量比較挑剔。在不熟悉俄羅斯戲劇市場和觀眾口味的情況下，中國劇團選擇了相對穩(wěn)妥的現實主義經典作品。這是因為，首先，這些作品經過長時間的考驗和無數次打磨，比較成熟，易于被俄羅斯觀眾接受和欣賞；其次，在戲劇創(chuàng)作和表演領域，俄羅斯是現實主義流派的集大成者，所以各院團傾向于認為，對俄羅斯觀眾而言，現實主義劇作會更親切易懂。 

　　這種考慮有其合理依據，但我們也需要注意一些潛在的問題。第一，經典劇目的頻繁出現，可能會給俄羅斯觀眾造成中國劇壇作品老舊的印象，而俄羅斯國內大大小小的劇院每年有長達10個月的密集演出季，讓該國觀眾有許多機會看到新劇目和對經典劇目的新闡釋，這在劇目選擇上給我國的劇團帶來了挑戰(zhàn)。第二，俄羅斯戲劇教育家、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中國戲劇領域具有重要影響，當各院團帶著依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排演出來的作品去到俄羅斯，難免讓當地觀眾不自覺地選擇“老師看學生”的視角，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超過觀眾的預期，也在無形中令劇團面臨另一種挑戰(zhàn)。盡管中國戲劇院團的大部分赴俄演出都能收獲不錯的效果，而且也能在比較中提升表演水平，但這種策略更適合短期戲劇交流。若放眼中國戲劇赴俄演出的長遠發(fā)展，則有必要準備一批有中國戲劇美學特色的作品。只有立足中國獨特的戲劇美學，不斷探索獨具特色的作品風格和內涵闡釋，中國戲劇才能在俄羅斯觀眾的視野里長久駐留，打開中國戲劇的“海外市場”。 

　　在早期探索階段，我們可以嘗試從俄羅斯經典作品入手，用中國的闡釋方式改編俄羅斯戲劇經典。這項工作可獨立完成，也可與俄方劇團合作完成。廣州話劇藝術中心的《復活》（托爾斯泰小說）和南京話劇團的《五個夜晚》（沃羅金劇作）正是依循這一思路收獲了良好口碑。這是因為，一方面，本土劇本更容易為俄羅斯觀眾所接受；另一方面，“中國演員如何闡釋劇本”這一勾起觀眾好奇心的想法本身，就為建構戲劇性創(chuàng)造了良好開端。當然，此類策略離不開劇團主創(chuàng)人員扎實的劇本解讀功底。 

　　中國戲劇在俄羅斯面臨的另一挑戰(zhàn)是翻譯問題。目前，我國劇團在俄演出時，大多采用演員說中文臺詞，舞臺兩側屏幕顯示俄文字幕的方式解決臺詞翻譯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翻譯劇本的工作量，但看字幕往往會使觀劇效果大打折扣。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我們的荊軻》在圣彼得堡上演，采用的是“同聲傳譯”。觀眾佩戴耳機，翻譯現場配音，從而保證了音畫同步。當時，擔任劇本和現場翻譯任務的是圣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俄方副院長馬義德。他的翻譯并非原封不動照搬原作臺詞，而是加入了一些俄語特有的語料，現場效果極佳。因此，嘗試調動當地的孔子學院和高校東方系的資源培養(yǎng)戲劇類翻譯人才，組織相關人員開展中國劇作的翻譯和推介工作，或可成為有關問題的一種應對措施。 

　　此外，開展與相關演出配套的宣講活動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時可輔之以資助俄羅斯相關人才來華參加戲劇文旅活動，培養(yǎng)一批未來可能致力于兩國戲劇交流的人員，使中國的劇場文化和戲劇美學深入其內心。這樣將有助于中國戲劇“走出去”的長遠發(fā)展，更好地為其搭建平臺和積蓄力量。 

　?。ū疚南瞪綎|省社科規(guī)劃研究項目“‘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上合組織俄語國家人文合作機制研究”（19CWZJ55）階段性成果） 

　?。ㄗ髡邌挝唬褐袊痛髮W（華東）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