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和總結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所取得的各項成就，尊重法治的權威，運用憲法和法律的手段來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這是經(jīng)過實踐反復檢驗得出的一條基本經(jīng)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恢復了被十年文革破壞的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時代。相對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法律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得到了重新認識，摒棄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等漠視法治價值的各種形形色色非法治思想，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首先，1979年7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修改了1978年憲法，恢復了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的一些最基本的國家制度，出臺了包括國家機構組織法和刑法在內(nèi)的七部最重要的法律，奠定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法制框架。隨后，經(jīng)過幾年努力，在1982年12月4日由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1982年現(xiàn)行憲法，并在憲法第五條明確肯定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原則，包括維護法制的統(tǒng)一性，一切法律、行政法規(guī)和地方性法規(guī)不得與憲法相抵觸，違反憲法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現(xiàn)行憲法所確立的上述原則是至關重要的，其最重要的制度功能就是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徹底清算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一直長期存在的“人治優(yōu)于法治”的錯誤思潮，以根本法的形式樹立了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其次，在立法工作得到高度重視的同時，通過憲法和法律來保證公民的基本權利實現(xiàn)的法律意識得到了法律的確認。1982年憲法在章節(jié)安排中，對1954年憲法和1975、1978年憲法所采取的“國家機構”置于“公民的基本權利”的立法結構加以調(diào)整，在第二章規(guī)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在第三章規(guī)定“國家機構”?！肮竦幕緳嗬焙汀皣覚C構”在憲法中的章節(jié)順序變化，背后起決定作用的是治國理政理念的變遷，是國家機關的存在必須為保障公民權利服務的“法治思維”左右了憲法修改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成為現(xiàn)行憲法最具特色的“法治價值”，20個世紀90年代后，社會主義人權觀才得以有效確立，并且通過2004年憲法修改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得到了憲法的肯定和固化。在人權保障理念得到普遍確立的前提下，保障人權的法律機制也不斷得到完善。一方面，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了一系列具體落實憲法所規(guī)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例如，《選舉法》《民法通則》《物權法》《教育法》等，另一方面，圍繞著各級政府在保障人權中應當承擔的法律職責，出臺了《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等等。特別是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出臺，開啟了“民告官”的法治時代。

再次，改革開放40年來，以法治思維為指引，進行了深層次的司法體制改革，不僅依法建立起民告官的行政訴訟制度，還不斷完善了司法審判過程中的法律監(jiān)督機制，建立了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和公益訴訟制度，通過出臺《監(jiān)察法》，對行使公權力的六類公務人員的職務違法犯罪建立以監(jiān)察委員會為主體的國家監(jiān)察體制，確立了在刑事審判過程中，公安機關、監(jiān)察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相互配合、相互監(jiān)督的法律協(xié)作機制，通過司法公開化和有案必立的制度化改革，保證了每一個公民都可以享有平等和充分的訴權并通過司法審判機制來獲得自身合法權益的法律救濟。為了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國家審判機關本著有錯必糾的原則，先后通過糾正“趙作?！?、“聶樹斌”等冤假錯案，樹立了司法機關的權威，維護了當事人的應有權益。

　　第四，為了讓法治思維深入人心，成為指導國家大政方針出臺和重要制度和措施制定的思想基礎，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肯定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方略的合法地位，1999年現(xiàn)行憲法第三次修改時又寫入了憲法。隨后，“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zhí)政關鍵是依憲執(zhí)政”也得到了黨和國家重要文件的肯定，成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應對和處理深化改革、推動發(fā)展、化解矛盾、維護穩(wěn)定所遇到的重大問題的能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并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實際上是以法治思維為基礎形成的治國理政的理念和價值的反映，沒有法治思維，就沒有法治理論，更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最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不斷發(fā)展，我國的法制建設也不斷健全。政府和社會公眾通過五年普法規(guī)劃的落實，不斷豐富自身的法律知識和技能，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zhì)，尤其是通過法治宣傳教育的深入開展，領導干部和社會公眾的憲法意識和素養(yǎng)普遍提高。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加強憲法實施和監(jiān)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的要求，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更名為“憲法和法律委員會”。2018年6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職責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在保證憲法實施、推進合憲性審查方面的五項職責，以制度的形式實施憲法的問題被提到依法治國各項工作的前列。改革開放40年中，一方面通過五次修憲及時地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所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務寫進了憲法，使得憲法具有了與時俱進的品格；另一方面，在法律實踐中，尊重憲法、維護憲法權威逐漸成為法治建設各項工作的基本目標，憲法能否得到尊重和實施成為法治思維的重要內(nèi)涵。尊重憲法權威體現(xiàn)在法律實踐的各個方面，首先表現(xiàn)在立法領域。2017年10月，《監(jiān)察法草案》在征求社會各界意見時，許多法學專家提出監(jiān)察委員會作為獨立的國家機關的憲法地位問題。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及時回應了社會各界對監(jiān)察委員會入憲的要求，通過憲法修正案第52條，明確規(guī)定在現(xiàn)行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節(jié)后增加“監(jiān)察委員會”作為第七節(jié)，并增加五個條文，詳細規(guī)定了監(jiān)察委員會作為獨立的國家機關的法律性質(zhì)、憲法地位、組成和職權、領導體制以及活動原則，賦予了監(jiān)察委員會充分的“合憲性”，隨后在2018年3月20日通過的《監(jiān)察法》第1條中明確規(guī)定“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上述立法活動使得《監(jiān)察法》具有了明確的憲法依據(jù)，“依憲立法”、“依憲監(jiān)察”的法治原則得到了體現(xiàn)。同理，在2015年新修訂的《立法法》賦予設區(qū)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權之后，為了因應《立法法》第3條所要求的“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的法治精神，2018年3月11日審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賦予了設區(qū)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權，從而在制度上解決了《立法法》本身的“合憲性問題”。

　　總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40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和實踐大發(fā)展的時期。這一時期區(qū)別于建國初期的最大特點，就是法制建設不僅僅停留在制度的設計和法律文件的出臺，更重要的是法治精神的確立和憲法和法律權威得到尊重，也就是說實現(xiàn)了從“法制”到“法治”的價值轉變，突出了法治思維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重要作用。為此，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法治思維”所賦予的價值期待為契機，認真地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關于深化法治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各項要求，不斷探索健全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具體道路，就一定能夠堅定信念，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抓手，順利地實現(xiàn)法治建設的各個階段的奮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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