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代中國的歷史發(fā)展來看，報刊與中國近代史存在著互動互證的關系，而讀者的參與無疑豐富了中國近代史的內涵。西學的“新聞化”促使晚清人士學到了“世界知識”，建立了“知識倉庫”。《時務報》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新青年》開創(chuàng)了中國報刊史發(fā)展的新時代。胡適對于中國近代報刊的影響有如下評論：“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钡绻m沒有閱讀這一環(huán)節(jié)，對這些報刊的影響力亦無從談起。報刊的影響以閱讀作為首要條件，故從報刊閱讀的角度理解中國近代史應成為題中之義。

　　閱讀史補充傳統(tǒng)“受眾”研究不足

　　從新聞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報刊閱讀史研究能補充中國報刊史研究不足的一面。新角度的選取和新方法的運用能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增添新的生命力。報刊從寫作到出版，從印刷到流通，從銷售到閱讀，以及所涉及的作者、報社、讀者，無一不構成新聞史的話題，所以新聞史的研究除了分析“社論”“新聞報道”“廣告”之類外，還應關注讀者的閱讀等細節(jié)問題，探索“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寫法”。故中國報刊閱讀史的研究能解決傳統(tǒng)新聞史中“受眾”研究的不足，完善中國新聞史的研究。

　　而從閱讀史的角度來看，報刊閱讀史的研究明顯不足。受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影響，中國學者在政治文化、醫(yī)療文化、出版文化、物質文化、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和歷史記憶等方面展開了具體而生動的研究。閱讀史作為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已逐步引起學界的關注。從閱讀史本身的角度來看，閱讀史脫胎于書籍史，即閱讀史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書籍。雖然書籍史不排斥報刊，但并不重視報刊，但報刊閱讀史的研究應受重視，并應在書籍史研究中占一席之地。

　史料多元化助力閱讀史研究

　　閱讀史為報刊閱讀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合理性和方法上的指導。閱讀史發(fā)端于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解決了歷史研究中的一個技術性難題，即“表象”與“實踐”之間的差異?！氨硐蟆焙汀皩嵺`”是新文化史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在閱讀史研究中的表征是通過不同讀者的閱讀行為，產生的影響不同，即使是同一文本，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閱讀行為變成一個建構意義的過程。報刊閱讀史作為閱讀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在“讀者—閱讀—報刊”環(huán)節(jié)中，也具有“表象”與“實踐”的特征，故可以將閱讀史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中國報刊閱讀史的研究中。

　　史料的多元化為中國報刊閱讀史的研究提供了文獻基礎。讀報作為日常生活實踐，往往從一般人的記錄中獲得，故日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一些知識分子將每天的日程記錄在日記中，留下了大量的讀報記錄，如劉大鵬日記、葉圣陶日記、胡適日記、蔡元培日記等，不乏相關記錄。舍此之外，難以勾畫報刊閱讀史的完整畫面。

　　除日記外，書信也提供了某些方面的材料。如潘光哲利用《汪康年師友書札》研究《時務報》及其讀者，呈現(xiàn)出西學的“新聞化”面相。此外，《陳獨秀書信集》《胡適來往書信選》等，留下了眾多對報刊閱讀的“碎片化記錄”，也是我們開展中國報刊閱讀史研究的“必讀書”。

　　大量的回憶錄、雜記、年譜等，也有眾多關于讀報的記錄，盡量這些記錄存在“選擇性記錄”，但對于著者本身而言，是報刊對他們影響的結果，故可以作為研究中國報刊閱讀史的資料。如巴金回憶其和兄弟閱讀《新青年》的情景，鄭超麟回憶錄中記載在船上閱讀《新青年》的景況等，為研究報刊閱讀史提供了某些局部畫面。不僅如此，一些回憶錄記載了著者與報刊發(fā)生聯(lián)系的來龍去脈，成為報刊閱讀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此外，各類報刊上讀者來信、通訊及讀報感想等，均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如果對這些史料善加利用，可以對中國報刊閱讀史有更多了解。如《申報》上的讀者來稿，《大公報》上的讀者來信，《晨報》副刊上的讀者來信，《甲寅》《新青年》《向導》上的通信欄等，無一不是研究報刊閱讀史的絕好史料。

　　除這些常規(guī)史料外，一些小說亦應被好好利用。如對《新青年》閱讀史的研究，就可以利用巴金的小說《家》作為史料，《家》中記載了《新青年》在四川的傳播，如果和《吳虞日記》相互印證，或許可呈現(xiàn)《新青年》在四川的接受史。

　　除此之外，各類文集中不乏相關記載。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對影響近代思想史人物的一些重要文本摘錄，以及這些人物與報刊對話的“碎片化”記錄，亦能構成報刊閱讀史的材料。如郭雙林、高波編著的《高一涵卷》中，就有答《晨報》《益世報》記者的對話，深入分析，可以和《胡適書信集》中的《致高一涵》《致〈晨報〉副刊》相互印證。

突破史料零散的局限

　　中國報刊閱讀史無疑為中國報刊史的研究增添了活力，但在中國報刊閱讀史的研究中，亦有諸多難點。

　　難點之一，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的報刊閱讀史理論體系。有別于西方的報刊閱讀史，中國有許多精英閱讀情況的資料保留了下來，但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樣保存下來的普通讀者閱讀的資料，故中國閱讀史仍立足于精英層面，至少是知識分子層面。如何在浩如煙海的近代史料中尋找報刊閱讀的記憶，如何建構報刊閱讀與社會變遷的內在聯(lián)系，如何將個體的生命史與國家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應是報刊閱讀史研究需要直面的問題，亦是構建中國特色報刊閱讀史理論體系需要解決的問題。

　　難點之二，如何將宏觀研究與個案研究有機結合，形成具有嚴密邏輯的文本結構。中國地廣人多，各地情況各異，報刊“知識倉庫”所呈現(xiàn)的畫面在各地的展現(xiàn)不同。在研究路徑上，需要采取宏觀取向與個案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期望構建報刊閱讀史的理論體系。但如何認識報刊閱讀的“中心”和“邊緣”的演變過程，如何展現(xiàn)不同地區(qū)報刊閱讀的風貌，如何從制度化閱讀的角度評析報刊的“知識倉庫”與讀報人的精神世界的內在聯(lián)系，也是一個難以直接回答的問題。

　　難點之三，如何搜集各類史料并克服零散史料的局限，體現(xiàn)中國報刊閱讀史的豐富內涵。在文獻上需擺脫以報刊為中心的體系，構建以日記、回憶錄、傳記、文集、年譜等為中心的資料體系。中國近代報刊閱讀史料浩如煙海，尤其是普通讀者的閱讀記錄，查找的難度更大。如何搜集和凝練具有權威性、典型性、思想性的一手史料，并結合具體歷史語境進行理論闡釋，是決定本文研究質量的重要前提。

　　總之，通過中國報刊閱讀史的研究，不僅可以拓展新聞傳播史研究的新領域，探索“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寫法”，而且可以以“報刊”為主軸重新認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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