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中國古代小說海外傳播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在暨南大學召開

　日期：2023-04-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訊（記者 李永杰 通訊員 周仕敏 肖大平）4月8日，“首屆中國古代小說海外傳播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在暨南大學舉行。來自50多所海內(nèi)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機構(gòu)學者近90人與會。會議由暨南大學中華文化港澳臺及海外傳承傳播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中國俗文學學會與北京語言大學世界漢學中心聯(lián)合主辦，由暨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文學院、日本學院聯(lián)合承辦。

　　古典小說推動中華文化海外傳播

　　暨南大學校長宋獻中在致辭中指出，文學的交流與互動，是世界各民族人文交往的重要部分。字面上、口頭上的文學文本雖有語言之分，但文學對藝術(shù)審美和思想精神的追求，卻是全人類的共同語言，是人類心靈相通的重要基礎(chǔ)。在文學的“你來我往”中，人們分享著對生活的情感、對宇宙的思考、對歷史的回望、對未來的憧憬。文學、文化的傳播從來都不是單向的。當來自西方的文藝與學術(shù)對中華文明產(chǎn)生了持續(xù)不斷的影響之時，中華文明也通過各種形式在海外生根發(fā)芽、開花結(jié)果。此外，中國古代小說在海外的傳播，不僅是一種“他者”的接受與再詮釋，其中也不乏大量海外中華兒女的身影，特別是以《三國演義》《西游記》等為代表的小說名著蘊含的文化體系及信仰體系，成為當?shù)厝A僑華人思想、文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中國古代小說及其大量文化衍生產(chǎn)品，已深刻融入到華僑華人聚居地以及所在地的文化生活當中，從而進一步深化中國文學與世界各族文化的交流，推動中華文化傳承傳播的研究。

　　北京語言大學校長劉利表示，中國古代小說作為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表現(xiàn)了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情感，塑造了古代中國人的精神風貌，展現(xiàn)了深刻的人生智慧，蘊含著豐富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它不僅受到中國讀者的廣泛閱讀，也傳播到海外，受到世界各國讀者的熱烈歡迎。傳播到域外的這些中國古代小說，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一直與他國、他民族文學與文化進行互融與對話。比如朝鮮王朝科舉考試與文臣月課之中就曾多次以《三國演義》命題，就是中國古代小說參與他國文化與政治制度建設(shè)的一個經(jīng)典案例。北京語言大學是國內(nèi)較早開展海外漢學研究的高校，北語世界漢學中心關(guān)注包括中國古代小說在內(nèi)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研究，這與暨南大學“中華文化港澳臺及海外傳承傳播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的任務和使命十分契合。

　　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潘建國表示，中國古代小說的海外傳播，有文獻文本傳播和學術(shù)研究兩大重要面向。從路線來看，可分為東傳、西傳、南傳，其中開始較早的是東傳，至遲在唐宋時期，《世說新語》《冥報記》《游仙窟》《太平廣記》等中國小說就已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至明清時期，以《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今古奇觀》為代表的更多中國小說，更東傳不輟。對于泰西讀者而言，中國小說大體上只是一種異文化的舶來品，充滿了新奇色彩，而對于東亞地區(qū)的讀者來說，由于使用相同的漢字，中國小說并不存在文化層面的異質(zhì)感，是實施王朝政治教化的工具，是學習漢語口語的教材，是了解中國文化日常生活的窗口，因此，東亞文人頗為積極地投身于中國小說購藏、傳抄、借閱、選編、摹寫、譯介、刊印等環(huán)節(jié)，其熱情甚至超過了中國文人。無論是二十世紀初期古代小說在中國成為一門專學形成之時，還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古代小說獲得長足發(fā)展階段，存藏于海外的中國小說典籍，以及東西方漢學家的中國小說研究成果，始終是中國學界十分重視且充分參考吸取的學術(shù)資源。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介紹了自己與中國古代小說的結(jié)緣歷程。他從幼年起對閱讀人物傳記和傳奇產(chǎn)生成為接觸中國古典小說的契機興趣，后來學習了中文，先后涉獵了沈從文、老舍等中國現(xiàn)代作家，吳沃堯等晚清古典小說家，柳宗元等唐代散文家、傳奇作家及其作品。為了更好地掌握唐代傳奇的語言和文法，在王秋桂先生的建議下，開始閱讀和研究《史記》。自1980年代末以來，他和一眾同事、學生一直從事《史記》和唐傳奇的翻譯工作，出版了九卷《史記》翻譯，包含了《史記》130章中的105章；出版了18種傳奇注釋和翻譯，每篇傳奇后附加短文，講述了傳奇的文本歷史、翻譯每篇傳奇時遇到的困難以及一些問題的或?qū)⒑x，并為最困難的術(shù)語編制了詞匯表，期望將來西方學者能更容易地理解唐代傳奇。

　　韓國中國小說學會首任會長、高麗大學教授崔溶澈主要關(guān)注中國古典小說的傳播與翻譯，“過去幾十年來，主要研究了《剪燈新話》、四大奇書、《紅樓夢》等明清小說在韓國的傳播資料?！苯陙?，在中國古典文學各方面，都流行探討傳播問題，不但在中國各地發(fā)現(xiàn)重要文獻，還在海外各地找到新資料，對研究海外傳播具有巨大推動作用。韓國中國小說學會1989年12月成立，學者重視韓國收藏中國小說的有關(guān)文獻資料，相關(guān)學術(shù)成果受到海內(nèi)外學者的重視，例如奎章閣收藏的《型世言》原本、樂善齋諺解的《紅樓夢》全譯本、朝鮮宮廷作的明清小說插圖選集繪模本等。

　　聚焦中國古代小說海外傳播研究

　　中國古代小說海外傳播研究，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國古代小說承載著豐富的中華文化內(nèi)涵，因此中國古代小說海外傳播研究也是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研究的重要方面。海外漢學家對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與再詮釋，以及中國學者對海外漢學的關(guān)注與研究，又對中華文化本身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是中華文化傳承傳播的一個重要課題。

　　據(jù)韓國慶熙大學教授閔寬東介紹，傳入韓國的中國古典小說約438余種，其中包括文言小說200種、白話通俗小說238種。文言小說包括唐代以前作品27種、唐代作品16種、宋元代作品30種、明代作品45種、淸代作品82種；白話通俗小說包括宋元大作品3種、明代作品68種、清代作品167種?！冻r漢籍稀見版本叢刊》是韓國慶熙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暨東亞書籍文獻研究中心和武漢大學域外漢學與漢籍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一套叢書，由閔寬東和陳文新主持，崇文書局出版，收錄了一批在中國國內(nèi)已散佚的文獻版本，揭示了部分文獻流傳到朝鮮或在朝鮮出版的具體情況，既是對中韓兩國歷史上那些文化使者的紀念，也有助于推進當下的中韓文化交流。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金文京表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nèi)閣文庫（原為德川幕府藏書）藏有元至治年間（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上圖下文本《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3卷，是為海內(nèi)外孤本。另有天理圖書館所藏《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3卷，內(nèi)容、板式與內(nèi)閣本大致相同，只字多用簡體，插圖也粗糙，為后來翻印本，亦為天下孤本。藉此兩本可以一窺元代三國故事的真面目及《三國志演義》由元入明演變具體過程，彌足珍貴。韓國目前還保留《三國志演義》寶貴版本有兩種。一為銅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目前知道的唯一銅活字印《三國志演義》，尤為可貴。另一是學界所謂周甲本的翻刻本（首爾大學奎章閣、鮮文大暨大等藏），雖為翻刻本，卻是12卷齊全的完帙。唐僧取經(jīng)故事現(xiàn)存最早的作品是杭州中瓦子張家所刊宋版《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另有宋版《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jīng)紀》，兩書約于南宋時流傳日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jīng)紀》現(xiàn)藏于御茶之水圖書館，《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則歸大倉集古館。

　　“江戶時代日本人以文獻的形式來接受不少中國小說和戲曲，明清樂是這一時代從中國傳來的音樂，是江戶時代日本接受中國俗文學的重要資料，是小說、戲曲以外日本人通過‘閱讀’接受中國文化的另一途徑?！比毡驹绲咎锎髮W教授岡崎由美表示，明清樂是以演唱彈奏方式接受、傳播中國俗文學的方式，其全盛期是幕末（江戶時代末期）到明治初期，即十九世紀后半期，現(xiàn)存不少坊刻或抄寫的歌曲譜，主要用月琴、笛子、古琴等樂器演奏，并用漢語讀音演唱。前人已考明其曲多半是中國民間俗曲和地方戲；但對其傳播背影缺乏具體考察。岡島冠山的唐話辭書和兒玉空空的琴學教材《曲樂小令》等，揭示了江戶后期花部亂彈尚未在日本廣泛傳播之前明清俗文學交雜流傳的情況。前一代18世紀的明清樂以笛子和七弦琴為主要樂器，以明代時調(diào)小曲為主，還采取了一些明清傳奇和古典詩詞，反映了地道明樂的特征。

　　在1976-1996年間，馬悅?cè)唤淌趯ⅰ端疂G傳》和《西游記》兩部經(jīng)典作品翻譯成了瑞典語，瑞典文學學者白山人翻譯《紅樓夢》以前，北歐語言中只存在《西游記》和《金瓶梅》的縮譯本。據(jù)丹麥哥本哈根大學高級研究員易德波介紹，這些版本基于歐洲主要語言（德語、英語和法語）的著名改編本，譯者也并非漢學家。我翻譯丹麥文《金瓶梅》采用的是《金瓶梅詞話》（1617年）的摹本版（《全本金瓶梅詞話》1982 年/1987 年），參考了法國著名漢學家安德烈·萊維1985年基于萬歷本所譯的法語本Fleur en Fiole d’ Or《金瓶梅詞話》，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三本由西方《金瓶梅》研究先驅(qū)譯成的《金瓶梅》譯本，分別是奧托·基巴特和阿爾吐·基巴特兩兄弟翻譯的德語譯本（1928-1932年）、安德烈·萊維翻譯的法語譯本（1985 年）、以及大衛(wèi)·托德·羅伊翻譯的英語譯本（1993-2013年）。

　　“海外華人是中國小說在海外的傳播接受過程中一個十分特殊的文化群體，他們既是接受者，又是傳播者?！蹦暇┐髮W文學院教授苗懷明表示，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內(nèi)憂外患，戰(zhàn)亂不斷，時局動蕩，除外出務工、留學外，還有不少人為逃避政治、戰(zhàn)亂移民海外，其中有不少具有深厚學養(yǎng)的知識分子，中國小說在海外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傳播，主要集中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地區(qū)，在歐美等國也有較為明顯的增長態(tài)勢。其中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出現(xiàn)了第一批海外華人作家，中國小說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以刊印、報紙連載、電臺廣播等形式傳播，甚至成為暢銷書。1949年至今歐美地區(qū)逐漸成為中國小說傳播接受的一個新的中心，與東亞地區(qū)和東南亞地區(qū)形成鼎足之勢，形成了中國小說在海外傳播接受的基本格局。中國小說的傳播還參與了海外華人文化的重塑，對中國小說的譯介不僅滿足了海外華人了解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延續(xù)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廣為廣泛地傳播。海外華人學者對小說的譯介和研究是一支獨特的學術(shù)力量，與國內(nèi)學者的相關(guān)研究形成有益的互補。

　　美國漢學家派屈克·韓南（Patrick Hanan）是北美地區(qū)最為成就卓著的漢學家之一，一向以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和翻譯在學術(shù)界聲名遠播，而近年來其關(guān)于中國近代小說的研究和倡導，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現(xiàn)狀和未來的走向，逐漸擺脫在文學史和學術(shù)史中長期被忽略的狀況，儼然成為當代顯學。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宋莉華表示，韓南通過對中國近代小說作品的扎實考證，考訂《昕夕閑談》是由英國小說《夜與晨》（Night and Morning）上半部翻譯而成、傅蘭雅舉辦時新小說征文等一系列論題，勾勒出了一部西人的介入與晚清中國文人的小說創(chuàng)作所共同構(gòu)成的中國近代小說史的”史前史”。韓南首次將傳教士漢文小說作為研究對象，擴大了中國文學的范疇；其研究融會中西研究方法之長，并引入了“文本之外”及“文學之外”的外部研究視角，從而突破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以后近代小說研究逐漸僵化的分類和研究模式，對阿英等學者在研究中的盲點和偏見有所補益和修訂，拓展了近代小說的研究領(lǐng)域。

　　《林蘭香》是清代一部較有成就的世情小說，它的成書年代目前尚未能確定，學界存在不同看法，主要有清初、乾隆間、道光間三種意見。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王進駒表示，通過對目前所見的《林蘭香》版本進行調(diào)查和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同樣題署為“道光戊戌年新鐫”的《林蘭香》存在兩種版本系統(tǒng)，一是《古本小說集成》據(jù)以影印的杭州大學中文系藏本和同版的大連圖書館等藏本，二是東京大學雙紅堂文庫藏本及同版的其他藏本，前者可稱為“甲本”，后者可稱為“乙本”。這兩種版本在文字上有著不少差異；《林蘭香》的初刻木板應成于道光朝之前，書板刻成后是否刷印過，今未可知；道光十八年甲本是以初刻木板加以新刻封面刊印出來的現(xiàn)知第一種版本，而道光十八年乙本則是對甲本進行修改后刊印出來的第二種版本。道光十八年乙本成為后來道光二十七年尋春樓刊本和光緒三年申報館排印本的文本來源。從《林蘭香》初刻不遲于嘉慶末年可以推斷其成書也不會晚至道光朝。

　　據(jù)介紹，暨南大學中華文化港澳臺及海外傳承傳播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于2020年9月得到教育部正式認定為省部共建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中心發(fā)揮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方面的職能，下設(shè)海外漢學分中心，并在日本設(shè)立了首個海外分中心，致力于更為廣泛、深刻、有效地傳承傳播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